程廷祚学承颜元、黄宗羲、顾亭林，其学以实用为宗，在清代由虚入实的学术转向中，即便不出如程廷祚之流，也无妨其著述表达治平之略。
⑥前述研究成果对程廷祚思想渊源及易简哲学的论述较为透彻，有关其治《易》路向及现实实践所论较少亦不够深入，本文侧重从经典解释及复明道统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回归文本本身路向的必要性，凸显其人事之学的实践意识及经世取向，透过对时中的解读及现实实践展示其与颜李学派的内在关涉及经世路向的思想根柢，以及由此引出的儒学形态从宋明易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经世易学的实用形式的学术走向，实为程廷祚易学的思想特质，并在此思想转向中肩负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以此呈现其易学思想在清代易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22)他意识到不能再公开弘扬颜李学，亦不能再公然指斥程朱学，而只能在解经之是非离合方面有所议论，否则会被施以诋毁程朱官学之罪，种种畏忌、惧怕使其对颜李的态度有所游移，在其雍正丙午年(1726)至丁未年(1727)赴京应顺天乡试期间，竟不曾去蠡县拜访李塨。
其即先生所谓‘比例者与‘论以六条编书。程廷祚治《易》的经世路向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源自其自天地而下一气而已的气一元论，如其所言：自天地而下，一气而已。内容提要：清儒程廷祚治《易》重义理而轻象数，主张回到《易》文本本身，还原《易》的本来面目和本义，注重在人伦日用的实事实物中体道的经世路向，强调人道实践中适时而谋，时中具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秩序安排的社会功能。某之惧，非敢不自立而甘于徇俗也。湘煃以乾隆丙辰还楚，客江南九载，而为燝困前后七年，父死家破，几至刑戮，而卒丧其书，人皆怜之。
(《易通》，第623页)他认为后儒专以卜筮治《易》的解经方式并不可取，《左传》《国语》的卜筮之法无法证实是先王之法，所占之道亦非先王之道，而朱子以《易》为卜筮之书的解释方式容易陷入支离、繁复，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故而作《占法订误》以匡正朱子象数易学与《周易》相悖之处，恢复《周易》之历史本真。([清]惠栋《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页) (21)王新春《神妙的周易智慧》，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青溪集》，第388页)主静之学属偏阴之学，与天道本原出于纯阳的《易》理恰恰相左，其害危及道统治法、人心世运，甚而导致《易》道不彰。
(《易通》，第662页)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展现于每一特定的时下，并在每一特定的时下潜蕴未来可能的流变趋向，亦正因此，作为大《易》‘易字第一义的变易、生生，其与时即系密不可分的了。(《易通》，第620-621页)程廷祚认为《中庸》所讲的中便是《易》之所谓刚中，并将中提升到天命本体的地位，他批评朱子以随时处中释时中，指其只见事物有中而忽视了天命有中，圣人之所以能时中便是因其通晓天命之中且无时不得，大贤以下得人道而不得中正者不能称其时中，而只能称其君子。当举世未能信从之日，而强聒不舍，必有加以而害其道者，不可之大者也。岂以圣人而为之哉？朱子以《易》为卜筮之书，而所作《启蒙》，往往谬于《大传》，朱子且然，而况他乎？此余所以屡置之而不敢议也。
([清]程廷祚《易通》，第580页) 进入专题： 程廷祚 。《既济》六四爻辞曰：繻有衣袽，终日戒。
然在魏、晋，出于庄、老本不自讳。《易》称时义之大，故君子时然后言，《论语》又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1)程廷祚以经解经所据之经除了《易经》，还包括《系辞》《彖传》《象传》，除此之外尽弃后儒经说。程廷祚在气一元论的宇宙视域下，确立了注重人事之学的经世易学，呈现出异于宋明易学的鲜明的经世路向，思维方式上表现出由气而求道、由事而求道的经验性、实证性的倾向，治《易》路向亦由宋儒心性之学的形而上的致思倾向转向实事实功的形而下的经世路向。
时具有宇宙社会人生当下时遇动态展现的特定性，此种动态流变注定了当下状态蕴含着未来状态的多种可能性，会随天地万物的变化而变化，甚或由吉转凶或由凶转吉，吉凶状态的不确定性警示人们时刻怀具忧患意识，人们不仅要依据当下时遇所揭示的吉凶趋向作出趋吉避凶的回应，还要随时警惕并防范可能发生的由吉转凶的动变。(《易通》，第388页)他认为辨析宋儒解《易》之是非离合在于把握《易》之要，而《易》之要在于易简、刚柔(15)，把握《易》内在的义理内涵是解《易》的出发点，其中凸显的回到《易》文本本身这一治《易》路向既可以剥离象数、图书易学的遮蔽，又可以有效避免再次解释的主观性，这一解释原则奠定了程廷祚义理易学由文本探究义理的解释路向。(11)汪学群认为晏斯盛与程廷祚曾多次切磋治《易》心得，治《易》思想上相互影响，二者关于不取传统释《易》体例而主张以经解经的观点非常类似。然古者卜筮之法，今亦不可得而详矣。
惠栋认为时中是《周易》思想的核心，(20)程廷祚亦有此论，曰：时者，天之则也，《易》之道无往而非时。某之惧，非敢不自立而甘于徇俗也。
乱其外者，若卜筮纬候之类，而河图、先天为尤甚。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
倘若说颜李学派是清初正本清源的一股激流，程廷祚则是时运转换下的潜流暗动，待时而发，虽然颜李学最终归于消寂，亦不得不承认程廷祚延续颜李学的本意及暗中的诸多努力。(《易通》，第623页)他认为后儒专以卜筮治《易》的解经方式并不可取，《左传》《国语》的卜筮之法无法证实是先王之法，所占之道亦非先王之道，而朱子以《易》为卜筮之书的解释方式容易陷入支离、繁复，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故而作《占法订误》以匡正朱子象数易学与《周易》相悖之处，恢复《周易》之历史本真。([清]程廷祚《青溪集》，第332-333页)这一事件也侧面反映了程廷祚与颜李后学保持往来。程廷祚还对中正作出进一步的解读，曰：中正谓之天德，而后于物无不统，于柔无不化内圣外王之业，备于此矣。(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00-1201页) (24)此处所谓形而上是指宋明儒者一味追求形上空疏之学的致思倾向，事实上，程廷祚并非不谈天道，而是不好谈形而上的天道，他更关注形而下的人道践履，注重日用伦常。(参见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3-354页)。
他肯认《易》原初的占筮启示意义，但更强调其中含蕴的圣人大义，其易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便是围绕还原《易经》作为人道之书的本来面目和文本本义而展开。(19)程廷祚批评宋儒未能体察圣人作《易》的真实用意，解《易》一味偏向内在德性层面，疏离了《易》开物成务的事功层面，曰：苟以其说为可悦，即涉于谬悠，入于支离，而不自知其害道耶。
(《青溪集》，第173页)天地万物是由阴阳二气交感而生，日月交替，四时运行，也是一气之变化日新，日月、山河、万物以至于人，其本原皆为一气之化。圣人默契于此而无时不然，故曰‘时中。
内容提要：清儒程廷祚治《易》重义理而轻象数，主张回到《易》文本本身，还原《易》的本来面目和本义，注重在人伦日用的实事实物中体道的经世路向，强调人道实践中适时而谋，时中具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秩序安排的社会功能。此种解释路向既是对颜李学派尊信周孔正学传统的发扬，也是有清一代回归原典学术风尚的典范，研究旨趣呈现出宜以我从经，而无强经以就我(16)的复古特质。
(《青溪集》，第147页)指斥宋儒空谈心性的解经态度必定陷入幽渺玄妙、支离繁复，最终后果便是《易》几为天下裂(《青溪集》，第147页)。(19)关于清儒由形上到形下世界的转变，王汎森指出：清代思想学问有一个特色是‘去形上化，将宋明理学所构建的形上世界尽量地摆落，而在构建形上世界的过程中，《易经》的图书象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使得现实生活世界之上更有一个形上世界，形下/形上、后天/先天等两层式的思维，皆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四曰余论，一言之有当，而可资以发明，亦所录也。③程廷祚不仅对《左传》等占法、汉代象数学、宋代河洛先天之说有所批评，对历代释《易》体例亦不认同。
([清]颜元《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7页) ⑩[清]程廷祚《易通》，载《续修四库全书二·经部·易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13)程廷祚还与那个时代著名的考据学家方苞往来，并受到不少影响。
'(14)此外他还指出解经过程中把握易简、刚柔的重要性，曰易简者，道之大原。且程氏以阴阳论乾、坤，又以卦德论八卦，皆不取具体物象，而采抽象思维。
(《青溪集》，第299页)欲辨其是非莫如反而求《易》之要，《易》之要在于刚柔，八卦之所以然，六位之所以然，与卦象反对之所以然，卦体内外之所以然。然则易道无由入，‘十翼其《易》之门乎？廷祚之于《易》，全体大例求之《系辞》，彖爻之义求之彖象二《传》，不敢自立一解，不敢漫用后儒一说。
⑥前述研究成果对程廷祚思想渊源及易简哲学的论述较为透彻，有关其治《易》路向及现实实践所论较少亦不够深入，本文侧重从经典解释及复明道统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回归文本本身路向的必要性，凸显其人事之学的实践意识及经世取向，透过对时中的解读及现实实践展示其与颜李学派的内在关涉及经世路向的思想根柢，以及由此引出的儒学形态从宋明易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经世易学的实用形式的学术走向，实为程廷祚易学的思想特质，并在此思想转向中肩负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以此呈现其易学思想在清代易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易·系辞下传》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是说君子平时积蓄力量，韬光养晦，等待合适的时机施展才能。程廷祚治《易》从宋儒解经之误切入，主张还原《易》之本来面目和本义，注重人事之学的现实社会实践，在现实社会的时运世运中，看待宇宙社会人生具有适时而谋的眼光，对《易》的解读不乏充斥着复明道统的政治想象与治世诉求，将儒家政治理想具体化为日常生活实践，所揭示的《易》之切实浅近的经世路向，不仅是对宋明空疏学风的克服与超越，与同时期考据易学相比也显示出不同寻常之处。今以偏阴纯阳为学之宗，则道统治法、人心世运交受其累，不可胜言，其误岂止于王、韩云尔乎？经所谓乾坤毁而《易》不可见者，盖谓此也。
程朱则以为天地万物肇始于太极，太极即理，理被演生为可以化生天地万物的超验性存在。此处程廷祚议论宋儒的焦点与颜李毫无二致，⑨均对宋学异于周孔原旨提出质疑，进而把接续道统的路径设定为重返周孔正学，惟求其归于《论语》，而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
安在其不言卜筮，而遂远于日用之实也(《易通》，第392-393页)又曰：圣人所以崇德广业，而非仅为卜筮之书，职是故也。(15)此处所讲刚柔，诚如汪学群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刚柔是程廷祚释《易》的基本义例。
程廷祚初从颜李弟子恽皋闻处得悉颜李学，遂致信李塨表达愿学之意，又从岳父陶窳处得见《四存编》和《大学辨业》，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①。他曾向颜学信徒解释其对外不敢公然以颜李学派学者身份示人的缘由：承反复于某不以颜、李之书示人，其故有可得而言者。
